高举旗帜 支持发展 建设美好湖南征文

“桃花源”怎样走出封闭

——从我县包产到户的经历说开去

湘乡市  周业贵

　　1990年，我写了一篇《走出桃花源》的文章，因为见证了家乡大湖村包产到户而获得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。我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家乡改革开放的一块里程碑。

　　上世经八十年代初，我县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户。当时各级领导的思想仍停滞在“姓社姓资”的迷惑中尚未解放出来。上级指示：对包产到户必须坚决予以纠正。为此，县委决定召开四级干部会动员各级党委解决这一问题。会前，县委办公室筛出14个包产到户而减产的生产队，派出三个调查组分别下到这些队去把情况摸清楚。我被安排参加调查。一开始，我就带着两个疑问：在包产到户的队中，绝大多数队增产，减产的只是少数，为什么偏偏调查减产队呢？如果将减产原因归咎于包产到户，那么许多没有包产到户的队减产更严重又怎么解释呢？转念又想：1962年因县委副书记谌国良为首推行包产到户结果在“文革”中挨整，我们也跟着写检讨。前车之鉴。还是听上面的吧。就这样，《关于十四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》出笼了，并印发给四级干部大会全体与会者，不料引起一场争论。当晚，我家乡参加大会的两位干部向我振振有词地陈述包产到户的理由。他们恳切地说：“业贵同志，你可要为群众说话呀！”

　　家乡的干部一走，住在我这里的老父亲一针见血对我说：“业贵呀，农村搞集体犯了两大错误，一是‘吃大锅饭’，二是煎粑粑（意即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），再这样搞下去，只怕又要过苦日子咧！”我知道，父亲60岁那年，曾经在队长撂担子时，自告奋勇顶起生产队那个烂摊子，于是在“四清”中他成了挨整对象。我被父亲的话打动了。第二天，就向家乡的那两位干部表明我支持他们搞包产到户的态度，并希望他们加强对承包户的指导，做好服务工作，保证每户增产增收。

　　可是事与愿违。四级干部会后，纠正包产到户的运动在全县农村搞得风声鹤唳。县委还派出工作组，去到县西北一个公社纠正那里的分田单干（实际是包产到户）。我是工作队员之一。在纠“偏”中，我和老蒋两人向带队领导建言纠水田不纠旱土，结果反而挨了一顿批评。彻底失望的我更加想起了家乡包产到户的遭遇。

我的家乡是一方“桃花源”式的福地。四面高山环抱，中央一马平川。老一辈的人说世世代代的人永远也走不出那些大山，走出去的，不是讨米逃荒，就是“吃粮”（意即被抓壮丁当兵）。幸喜新中国的成立，为民不聊生的家乡开辟了生的出路。

　　然而，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大湖村并没有想象的那样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，恰恰相反，发生了过“苦日子”饿死人的事，尔后一直扣着“三类”的帽子不得翻身。故“四清”被列为重点，由外县派工作队进驻，再次大伤元气。再后来是突出政治学大赛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打“土围子”。一系列极“左”的做法，一次次把家乡推向深渊。这样一来，严重挫伤了群众搞集体生产的积极性。苦了队长喊社员出工总要“三回哨子四次催，喉咙喊干不出来”，集体经济濒临崩溃。这种情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才出现转机。包产到户就是广大群众在全会精神鼓舞下的自发行动。谁知好事多磨，看来家乡的包产到户将面临被封杀的厄运。

　　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湘乡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被党中央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”一句话大开了“绿灯”。我家乡的那些大山最终也没能阻挡住父老乡亲求生的出路，和全县各地一样，包产到户从此在大湖村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作为从大山走出的我，为家乡的封闭被打破而欣慰不已。十年过去了，1990年，我带着学习和考察的欲望回到了家乡。啊！眼前的“桃花源”已不是十年前那副贫穷落后的模样了。正如群众形容的，实行包产到户前是：“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学习大寨年复年，一个工值一包烟（指八分钱一包的“丰收”牌香烟），端起饭碗喊皇天”。实行包产到户后是：“自由劳动歌连连，产业结构年胜年，增产增收增贡献，丰衣足食赛神仙。”我那篇《走出桃花源》就是家乡变化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当然，包产到户只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头一炮，这一炮打响后，才有后来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的出台。从1990年起到如今，18年一晃而过。如今的大湖村已被列为湘乡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。看吧，被大山阻隔了万万年的大湖村已完全走出了封闭，它同外界连接的五个出入口都修通了水泥公路；山上建起了移动通讯铁塔；手机、摩托已基本普及到农户；半数以上青壮年农民成了走南闯北的城乡两栖人。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动脉、现代化通讯网络及人流潮三者相互作用，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大格局已在家乡形成。放眼今日之大湖，真是天变地变人更变。写到这里，我久久陷入沉思。是的，在改革开放时代前进的序曲中，思想后来居上并在行动上高举旗帜的，往往是那些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偏僻山村的人们。由此说来，自然地理的圈囿反而容易走出封闭，而思想的禁锢则不易冲破无形的牢笼。桃花源在哪里？我们何必到自然地理中去寻觅，重要的是在思想领域中探索。